后者的个案可谓数不胜数，恕不加以罗列。
对于这种非基本权利冲突有着很大的解释困难，原因就是这种非基本权利在规范依据上具有多样性，在实现方式上也主要以民事法律行为为主，这样就极容易将法律权利之间的冲突上升到宪法权利冲突的高度。[66]可以发现，笔者所说的治理主权系统就是巴克尔教授所说的正式国家机器，而政治主权系统就是为治理主权系统提供规范性基础的包括执政党在内的组织结构，同时，这种区分也回答了人民政协所处的位置与性质定位。
[81][美]拉里?卡塔?巴克尔：《中国的宪政、三个代表与法治》，吕增奎译，载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法律权利直接表达着的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关系，但它也间接地表达着在这种关系背后以背景的方式存在着的上述其他几种关系。[36]参见徐振东：《基本权利冲突认识的几个误区——兼与张翔博士、马岭教授商榷》，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6期，第39—40页。巴克尔教授依据执政党在中国国家权力大厦中居于主导与关键地位的判定，认为：中国法治的问题集中在两点上：（1）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的根本地位。二则，一国是否存在以及存在怎样的生存条件权与平等机会权，在最根本意义上，取决于公民的政治选择和公民的财富创造。
[80]针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第一个中心问题，巴克尔教授认为：从形式的角度看，这需要承认党在国家运作中的核心地位——不是作为党，而是作为制度。[47]张恒山：《法理要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14]明确规定不当得利的是《民法通则》第92条，即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17]这一观点是以公法私法相对二元论为前提的，它看到了两者的共通性，并区分了适用与准用。[20]这一观点对上述第二种观点稍有修正，承认了非权力性法律关系中类推适用民法规范的可能性。这一规则亦可为在行政法中类推适用民法规范所遵守。之所以说有义务适用，因为这是正义的需要和宪法平等原则的要求。
对于这一年时间如何计算，在杨庆峰与无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纠纷上诉案（以下简称为杨庆峰案）中，鉴于铁屑生锈之后造成眼睛伤害的潜伏性，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和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均确认事故发生之日与伤害结果发生之日之间可以分离，[1]而将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解释为包括事故引发的伤害发生之日。[30]它是将已有的法律规范比照适用到尚缺乏法律规范的案件中。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对于因法院既未按规定立案，也未出具不予立案的书面裁定，致使当事人向其他行政部门上访、申诉的时间不应当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对于法认识论上的类推内涵，参见[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85页。再如，法院直接适用诚信原则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还欠缺说理。在处罚法定、税收法定等领域，既不得假借类推之名加重私人的负担，也不得减轻私人的法定义务。
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在我国，1997年全国人大在修订刑法时，一方面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另一方面也取消了1979年刑法中的类推规定，这一修改被认为是新刑法禁止类推。然而，法律自身分门别类，民法、行政法各有其独特功能，在行政法领域出现规范漏洞时，法律适用者能否适用民法规范来填补，却不是一个法律适用义务所能简单说明的问题。第一，行政法与民法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例如，《行政许可法》第75条规定要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第3款规定应当退还与案件无关的扣押物品、《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第1段规定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多缴税款后应当立即退还，但均未就其孳息问题作出规定。在福州三福钢架制品有限公司诉长乐市国土资源局解除土地使用合同案中，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即运用了诚信原则。
四、行政法中类推适用民法规范的方法与界限民法规范在行政法中的适用，实际上多数是类推的间接适用，而不是直接适用，因为行政法毕竟有其自身的特性和功能。宓广民与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变更登记纠纷上诉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琼行终字第32号行政裁定书，2007年4月11日。
行政法因其所调整的领域复杂多变而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规定无遗，更何况立法者的认识也是有局限性的，因而，行政法个别领域很可能缺乏规范，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再次，在法律原因上，无论是事件（年龄、人的出生死亡、身份、住所、期间、时效等）还是行为（意思表示及其附款、法律行为及其效力、无因管理、代理、契约等）不仅在分类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在性质上也没有根本的差异，而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李元起主编：《中国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328页。在行政纠纷并无特别之处而又恰好存在相应的民法规范时，不适用民法规范即违反平等原则，也不符合正义的要求。[26][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我国法院在行政裁判中还常常适用民法关于期间的计算规则（《民法通则》第154-155条）。
只有把握了相应的步骤和规则，才能确保类推适用的正当性。第三，如果存在类似的行政法规范，则应当优先类推适用行政法规范。
[37]参见黄建辉：《法律阐释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6-38页。例如，《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诚实信用原则就是一般法律原则之一，在行政法上也逐渐为我国法院所承认。但必须注意，既然是两种案件，就必然有一些不同之处。
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已获得的交通事故赔偿超过工伤保险赔偿金额为由，作出不再支付被上诉人工伤保险待遇的行政行为不当。易言之，在类推之前，原则上会先尝试对之进行解释，试着从宽去理解法条的文义，宽松到足以让有待处理的案件也可以被包摄进来。【摘要】民法与行政法虽各有特性，但也有共通之处。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刘燕文在得知北京大学不予颁发学位证、学历证后向学校申诉，答复是研究研究，但无下文，他也曾向原国家教委学位办反映。
在行政合同、公共设施的使用关系等领域，也常常直接适用民法的规定。其次，我国法院常常直接适用而不加说明，甚至不引用具体的民法规范，其实质是将其当作一般性的原理或制度，并认为行政并没有特别的相反要求，从而该一般性原理或制度通用于行政法领域。
（一）直接适用的具体类型首先应观察我国的审判实践究竟直接适用了哪些民法规范，然后才可以总结直接适用的判断标准和基本规则。结论2：工伤职工请求赔偿的，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规定。
[39][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8页。民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一般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技术性规定等通常可以直接适用于行政法领域。
[29]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不能通过适用民法规范来规避，在法定情形出现时就必须履行。[22]这一判决将行政诉讼法上的起诉期间等同于诉讼时效，并实质上将《民法通则》第140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直接适用于此，得出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结论。如果在许多其他法律领域中采用禁止类推，将会导致法官拒绝裁判，而这样将违背宪法。法律条文的可能文义并不足以成为法安定性的基础。
第二，必须说明该规范是通用的法律原则、制度和技术。第一是构成要件类似说，即两个案件的多数内涵特征具有相同性，且在法律评价上对两案具有重大意义，则可认定两案具有类似性。
明确规定诚实信用的是《民法通则》第4条和《合同法》第6条，并且是作为民法基本原则来规定的。在第一轮诉讼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作出不批准决定后，刘燕文曾向其反映不同意见，被告提出让刘燕文等候答复，但直到刘燕文向本院起诉时止，被告一直未向刘燕文作出明确的答复，故原告刘燕文的起诉未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
行政的特殊性往往就体现于这些强行性规范中，这时就不得直接适用民法规范。最后，在法律关系的主体（公法人与私法人）、目的（公益与私益）、客体（公物与私物）及规范的对象（公企业与私企业）上也具有很大的共通性，公法人、公益、公物和公企业固然属于公法，但同时也受私法的规范。